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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样

  解放周一:大潮来临时,人们总是喜欢将目光放在谷歌、苹果、BAT、小米这些满身光环的企业身上,直到明星企业家罗永浩在自己的产品发布会上对“讯飞输入法”演示之后,大多数人才意识到:这可能是“离智能时代最近的中国企业”。那么,为什么是科大讯飞呢?

  刘庆峰(科大讯飞董事长):1999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我们:十几人的团队,怎么可能成功?但不到20年来,我们从被质疑能不能生存下来到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牵头者,体会就是一句话:走着弯曲的“直线”,每一步成长都充满艰辛和曲折。所有的但凡有前瞻性重大意义的技术,无不经历这样一条特殊曲线。

  2016年是人工智能正式提出60周年,而前60年可以说中国力量基本是缺席的。2016年底,科大讯飞首先在发布会上提出我们已经从“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这次发布会,3000人的会场来了5000多人,100多万人在线观看,第二天发布会现场视频的传播超过600万。2016年成了中国人工智能元年。

  除了在中国,人工智能大潮已经在全世界势不可挡,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从专业领域走向了开放的消费类市场,从大城市走到了乡村。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这一轮语音识别技术的爆发中,中国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解放周一:在语音识别领域,我国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方面,是不是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刘庆峰:一定意义上,面对人工智能,中国和美国几乎同时进入了无人区,包括技术持续创新的无人区,在应用中摸索的无人区,以及配套的政策、法规、论理、人文的无人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代机遇。但中国的产业界、媒体界对人工智能了解更多的是应用特性和娱乐特性,而美国则深入钻研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难以产业化,但却是最原始的理论基础上的创新。

  为什么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差异这么明显?国内人工智能学术界因为要跟产业对接,所以做了许多技术应用和创新;而产业界还没有更加深入、原创的研究能力,所以很少有单位能做整体性的系统创新。

  所以,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发力:研究院所、高校应该更加着重于理论钻研,而产业界不仅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应该去做技术方面的大规模的融合创新。

  解放周一:您说,我们已经从“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刘庆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2016年是中国人工智能元年,2017年是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年,我们已经走上了“人工智能+”的赛道。

  我曾经去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学待了两天,非常有感触,我一直想,如果人工智能能使每一个乡村学校都拥有和城市学校一样的名师,中国教育将会怎样?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就能实现,中国的教育会往上迈一个大台阶。

  “人工智能+医疗”呢?现在通过学习,我们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达到一线医生的水平。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人工智能今年能在全球首次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人工智能+法治中国”,目前已经在电信防诈骗领域运用一些技术,并已取得成效。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辅助量刑,使得一线的检察官具备了大法官、大检察官这样的公平判案的能力和水平,使得人工智能自动检查公检法体系证据链完备,防止冤假错案。

  我们提出:要通过人工智能为每个人赋能。在第三次人工智能的产业浪潮中,我们会不会失业?我们能干什么?“人工智能+个人”,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围棋高手和AlphaGo之间比赛围棋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是每一个围棋高手都带一个人工智能助手,相互去PK。也就是说,未来,人工智能会成为每个人都能触摸的助手。所以,今天我们在研发和产业设计中,就要考虑人机协同的机制,不仅包括脑机接口,而且是人脑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协作职能,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伦理和人文道路的选择。

  要让每一个人站在人工智能的肩膀之上,而不是被时代所淘汰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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