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经济学家把脉中国经济

当下的中国，永不停歇，一切都在忙碌之中。

　　这是一个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修建，城市化进程日夜兼程；是一个大的工厂，源源不断地为全世界生产低廉的产品；是一个大的Shopping mall，全民信奉物质主义，认金钱认现货，疯狂追求财富攀比财富，报复性地享受突如其来的奢华；是一个大的竞技场，到处是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鲜活教材，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到处是高压之下的奔忙，害怕被抛弃被淘汰的男女，形同当年的纽约、东京。

　　直到我们被全球金融危机撞了下腰，才被动地喘了一口气，感觉危机其实一直如影随行，电影《2012》就将末日来临的时间直接定义在眼下。

　　新的一年，为复苏奔忙之际，我们建议大家稍事休息，暂停一下，聆听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判断，辨清方向。

　　这是《商界评论》耗时比较长的一个策划。从2009年初，我们就开始了对经济学家们的走访。大家有一个清晰的感觉，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了，我们必须思考未来。当芸芸众生都沉浸在奔忙中而不自觉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的专职就是为我们提供参考，尽管他们与公众有某种距离，有时目光太过遥远，关注话题总不在大家身边；有时又太过偏执，总是抓着硬币的一面不放。但就是这些远观与偏执汇集在一起，也许恰恰能给未来中国经济一个立体的描绘。

　　梳理百家之言，描绘未来中国发展图景之前，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特性和动力。

　　第一，真正理解中国特色。

　　为什么西方人一直难以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从对中国崩溃论的“诅咒”到中国威胁论的“棒杀”，再到金融危机爆发凸显中国力量时，抛出中国救世论的“捧杀”，一直对中国有着诸多的误解。而中国也一直没有按照西方设定的路线走，西方许多通行的公式放到中国，都失了灵。

　　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的确太过复杂，我们有着太厚重的历史积淀，我们还是13亿人口的大国，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再小的事情，乘以13亿就变成大事情，再大的事情，除以13亿，就变成了小事情。”

　　这样一个巨人，他的启动是缓慢的，但奔跑起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一两百年前，众多的仁人义士抛头颅洒热血，也难以唤醒沉睡的中国。而现在，我们奔跑起来了，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别人需要很长时间完成的路程，不是谁想阻止就能阻止的。

　　我们不可能复制英国的模式，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模式。中国注定只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比如中国正在完成的一件伟大的事业，就是对内的开放与人口迁徙。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亿农民进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付出的成本比西方小得多——西方的对内开放与人口迁徙伴随着贩卖人口与毒品，还有战争，甚至伴随着对当地的民族与文化的消灭。我们的对内开放以及城市化意义要比单纯的GDP增长大得多，我们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随之也带来了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

　　第二，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一个动力来自于全民求富爆发出来的吃苦精神与创富智慧。长期的物质贫瘠，造就了中国人对财富的狂热。政治松绑、经济开放，让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对财富的启蒙，财富成了唯一的大范围的目标符号。

　　二是长期的积弱史，造就了中国要求强大的集体渴求，即使不得不忍受一些委屈和无奈。有一句广告词叫“一切皆有可能”，现在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句话。因为中国人见证了太多奇迹——“神六”和“神七”上天、GDP连年高企、奥运会神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腾中也想收购悍马。积弱已久的中国人这一下显得志在必得。打破体制、打破限制、打破条条框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自信也是一种生产力。

　　三是生存资源的紧张，造就了中国人的拼搏精神。当代中国，三代以上的贵族都非常之少，阶级流动比较大，各种榜单的富豪大多都出身草根。太多的人白手起家拥有权力与财富，使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个人奋斗的试验场。虽然是“女人当作男人用，男人当作牲口用”，但是当拼搏成了一种民族态度，就能创造奇迹。

　　第三，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任务。

　　百位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除了发展战略外，那就是秩序、分配与民生，这清晰地表明，中国已满足了“马斯诺需求”前几个层次的需求，要思考的是如何稳定、持续地发展。

　　过去，我们改变了国力贫穷积弱的局面，创造了堪称非凡的器物文明。付出的代价是，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就过分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只用30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上百年走过的路程，既会面临与其他社会转型类似的共性问题，也会产生属于自己的独特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比较集中地凸现出来。快速跨越的历程，必然是一个机遇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的过程。因此，这种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早期工业文明重增长轻发展的烙印，即：发展中难以避免急功近利，单纯以物质财富为本，发展不顾资源与环境代价，为增长而增长。

　　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问题，那就是，无论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社会公共需求、政府职能都面临日益突出的转型压力。中国未来能否在产业升级、财富分配、制度文明等方面实现实质性跃迁，能否让经济发展更加惠及普通民众，对后30年的中国改革发展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